长时间高烈度的战争中普通人很难活过3个月，都不过是重重刀俎下待宰的鱼肉而已（说杀间人如土狗，顷刻间皆为捧土），战争之后随处难民的饥荒甚至瘟疫早已司空见惯，细看难民冷漠的眼神和长期习惯无表情的面孔，这都在昭示战争的惨烈

如果背景设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上述这些磨难之外，普通人还要遭遇豪强地主和国民党官僚压榨剥削、小日本侵略者三光政策屠杀下苟延残喘的苟活

这些战争创伤都将严重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什么道德伦理和法律在战争枪口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抗战时，重庆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通货膨胀百姓无钱买米挨饿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发言人建议的解决措施是，每个人减少饭量，大米就不再紧张，物价就降下来了

重庆北碚集中营本来关押的是日本战俘，结果里面关押的是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当百姓因为通货膨胀和饥荒开始出现吃人现象时，关押其中的囚犯住的是建有现代抽水马桶和其他舒适设备的住所，甚至这些人每天可以领取到50元的食品津贴吃得脑满肥肠，甚至还可以自由出行。但当时穷得无路可走时，却因为是中国人拒绝收纳

饥饿开始死人

01.《战时中国》详解：

最近刚好看了一本书《战时中国》是由美国作家格兰姆·贝克所写，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出版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曾一度被列为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的必读参考书之一。

这本书记录1940-1946年期间，他从香港出发，经柳州抵达重庆，又跟随路易·艾黎长住宝鸡，随后转至洛阳等城市，最后停留在北平。他走访了当时中国十多个极具战时特色的城市，根据所见所闻并用客观、理性的文字和图画记录下真实的战时中国社会并整理成书

这段时间作者亲身经历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日军策略的转变，甚至国民党开始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皖南事变是抗战的转折点。而民众经历了4年的抗战之后，抗战热情在逐渐消退到对战争厌烦情绪的转折情况

一路上，作者一方面记录了上至高级政府官员、部队军官商贾富户，下至工人、贫苦市民、农民、难民、学生等不同人的生活和状态

另一方面，描述了日军轰炸柳州、重庆、洛阳等城市的情景，记录了中国军队对抗日军侵略的战况，以及美国政府、军队在中国的举措和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他为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的官方身份，能够接触到美方和国民党之间的诸多情报，并以这种特殊身份可以自由徘徊穿插于共产党、国民党与美国之间，并且敢于为当时中国农民大声疾呼、如实记录的人，实在找不到第二个

除此之外，他在书中辛辣的揭露了国民党在统治区是如何利用地主阶级和官僚机构欺压老百姓的残酷手段，同时还曝光了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有暗地里交易，大理-潼关协定就是明证，其中以日本人不侵犯划归国民党的区域，而国民党在划归日本人的区域中不进行认真抵抗

02.城市居民苦难生活：

1940年纳粹德国在欧洲挑起战争，比利时、荷兰相继被纳粹德国的闪电战征服，法国沦陷

日本相继对欧洲列强在远东的殖民地发动进攻，英国政府向日本妥协，并同意关闭援助中国政府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

中国抗战所需外来援助被切断，城市各种生活医疗等必需品急缺，抗战形式不容乐观

抗战前：受西方殖民入侵影响，开放共商口岸，使沿海地区迅速西化和工业化，各种繁华的现代化设施。可从沿海越进入内地，是对西方式的享受和城市化的中国缓慢告别的经历。从到达铁路的终点，再到公路的终点，再是电报的终点。

沿海和内陆的分界标志：是从最后一座有戏院、有干净旅馆的镇子、大饭店的村庄，如果那个时代你离开可以买到上海香烟的小卖铺，往四周一眼望去都是古老而又贫穷的内地景象了

抗战后：情况却相反，由于抗战之后工厂等设施和难民为躲避战争而内迁，这些都客观上刺激了内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除此之外国民党撤退实施焦土政策，破坏城市遮蔽所、住房、交通运输、通讯、无法搬迁的工厂等城市基础设施，偏地都是破烂的房子和重归原野寂寞

四处张望而映入眼帘的都是各种被破坏的加油站废墟，已经堆满了瓦斯喷枪和洞穿了的卡车残骸。大片水域的入口都是一排排生了锈的鱼雷在飘来飘去，简直活像一条浸入水的怪物嘴巴

1）前线城市的情况：穿越战线前沿的走私暴利

作者从香港逃离后，经历了7次强盗抢劫和伪军等重重困难后，才穿过西江战线，进入国统区管制的一座小城镇——担水坑

担水坑到处都充斥死城的氛围，过去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生气勃勃的人群和引人注目香泽、音响与方泽都一去不复返。

这座城市遭到了日军飞机严重的轰炸，广州沦陷之后，这里的居民大多都惊慌失措的逃走了。这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的城墙，黑色和白色瓦砾堆，空地上到处都是被炸后掉在地上的门窗框架。

这里另一半还有人住的房屋，为了躲避空袭也都被刷成了黑色。还有大型的建筑屋顶都置办了一厢情愿而又毫无作用的阴暗竹笼子，来权当防控用具。

大街上到处都是用粗大的木料和铁丝网搭成的路障，这些都是用来对付普通老百姓防止暴乱而设立的

大街上，中午的人数于和平时期夜间11点半差不多，少数还在营业的店铺都充斥着走私货和农民的手工制品，而地方工业品则是消失无踪。

在前线小城镇随处可见的是走私车和走私犯而不是民众。各地的走私车经过数不清的小道，穿过前线，又重新汇合进入日占区。这些走私犯进去日占区一般携带的都是粮食（这些粮食都是地主和地方官僚合作从老百姓口粮中抢来的救命粮）

这些走私犯从日占区回来时，带的都是满足上层贵族阶层所需的奢侈商品——一两箱的袜子、口红、自来水笔和其他轻便商品

在越靠近前线的地方，随处可见由几名警卫保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太太——去前线是与丈夫一起度假。这些军官太太们身着时髦的华丽的旗袍衬托着自己的曼妙婀娜身姿。

她们所用的东西都是当时价格最高的枕头和毛巾，绣着“Good night"和“Good morning”这些时髦的英文字

在日本侵略进入抗战的相持阶段之后，大部分的前线都相对的平静几年，但总体上国民党依然很少努力将外围领土与西南边塞连城一片。

华南前线基本无人理睬，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有的只会是地主和军官合作的走私线路。走私贩通过所谓的关系网，可以自由的出入国统区和日占区，通过走私线路把后方的大米运到日占区卖给日本人赚钱，又从日占区把地方的产品运往华西后方富裕的市场。

走私贩子基本来回倒腾一趟至少获利5倍以上，前线走私成风加上军队腐蚀严重，日本人很容易就能随意派遣大批的特务进入内地渗透，这是日伪军和国民党心知肚明的事情

在繁荣的粮食走私获利背后和灾民的灾荒加重之下，国统区军队和当地官僚贪腐狼狈为奸之下任然坚持征粮，甚至把百姓最后尽剩的为第二年播种的粮食也强行征收

相继出现942年至1943年期间，河南的大饥荒，当时河南的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受灾人口达到1200万，约300万人在饥荒中丧生

灾荒，民众开始逃难

1943-1944年广东饥荒，由于天灾、人祸、战争导致曾经是天堂的广东沦为一片地狱，据统计，当时整个广东省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之多，17万潮汕人逃赣，卖妻鬻子，鹑衣裸葬

最后国统区范围内各地相继出现农民暴动，比如抗战时期最大的“天河口民变”事件，以及后期四川、贵州、广东、新疆等各地都出现暴动反抗国民党统治

2）后方城市情况：一潭死水的重庆生活

以后方城市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为列，战时的重庆像是一潭死水一样，半是现代化、半是瓦砾堆的首都挤在山峰之中，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

战时重庆最令人习以为常的就是空袭和按部就班的攥进防空洞躲避空袭，人们在黑暗中坐下，听着熟悉的轰炸声音结束，又在有秩序的出来。

面对日军的空袭，官民无能为力，逆来顺受是最好的逃避方式。往往日军几架飞机就能毫不费力的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当遇袭时，一切工作都必须从第一次警报响起的时候停止，直到警报解除，但往往耽误的工作都将在夜间和阴天补上。

抗战时期重庆是当时全世界遭受空袭最为严重的城市，只要重庆天气见好，日军轰炸机编队一般是27架一队，有时相隔几天，有时相隔几分钟，就会按时光顾这座山城。

轰炸过后，从远处南岸美国大使馆隔着蜿蜒如棕色的巨蟒的江水一眼望去，除了满是黄色的沙尘，多彩的浓雾，还有紫色的火焰，就是盘旋在空中等着人肉的乌鸦之外，就再无其他的动静。

进入战后重庆的街道，路旁原有的房屋已经被炸掉，从江边河床到半坡顶部都堆起了新搭起来、堆在一起、歪歪斜斜的简易房屋。这些战时的房屋大多是用柳条或竹子搭建起来的，显得十分的松垮，连轻轻的风吹雨淋都极难承受，更别提战时日军炸弹的轰炸。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轰炸后，大都是些洋车夫、船夫和穷人、难民伤亡，因为这些简易的窝棚很容易受到炸弹冲击波的影响

窝棚的妇女儿童因为把家当都摆在了人行道上，比如日常生活的做饭、睡觉、缝补衣服等，所以导致街道狭窄，人群只能在拥挤的街道上蠕动着，像极了一条长长伤口上的蛀虫

路边到处都是炸弹轰炸后留下的大弹坑，积水形成了一个个小池塘，经常十几名妇女们蹲在一旁洗菜，用长条的棒槌敲打衣服

当重庆空袭一旦减少之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困扰着每个重庆人民

几周之内，米价上涨一倍多，其他物价也普遍上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争吵，店员从每天更换价目牌到一天几变价格，政府官员和学校教授拿到手的工资，第一时间都是趁着涨价前来兑换成米，每天粮店前排满了长龙。后来几年，一天正常生活的开销都要几百万元法币，要是身上没有小几万的小票出门，都寸步难行。

贫富差距悬殊，在小康之家，锅里每顿见肉，而对于一些家人连油水都没有。富裕的地主老绅们冬天出门戴着毛皮帽子，交穿各种皮鞋。而穷人脚上有的无鞋可穿，有的还穿着夏天的草鞋，稍好的就是一双布鞋

国民党政府最初反应依然是不予理睬，甚至控制报纸舆论不许提，以达到掩盖丑闻的目的。在过了好几周之后，情况越演越烈，国民党不得已成立反通货膨胀委员会来间接承认物价飞涨情况，但此后情况依旧。

最后蒋委员长亲自出面过问，在四川乡长以上会议激烈演说，谴责囤积大米的地主，之后处决了原成都市市长（处死的真正原因是川军系统成员，对中央黄埔系的将委员长作对，党同伐异），说他是囤积居奇的首犯，还没收了一些大米仓库。

在次之后，物价上涨曲线平稳了一两个星期，在之后又开始物价飞涨

由于封锁发生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许多物资很难搞到手，也难以修理

汽车(除了喇叭，什么地方都响）出行为了省油，汽车上下坡不敢踩油门，上坡时车马力不足，不能开上去。这时车辆的副驾驶就必须跟在车后面，在车停下来的时候搬石头塞到车后轮下面来代替刹车。当司机重新打着火后，副驾驶在把石头搬开，然后步履蹒跚的艰难向前走去

有钱的地主老绅，出行身着蓝布衣，头戴白色的四川头巾，迷信的在额头还染上红点以防头疼，脚上穿着一双发亮的黑胶鞋-走私货（由于在当时重庆这种都很贵，非常滑稽的把袜子穿在外面，外面在套双旧皮鞋，以免橡胶鞋被粘上泥巴）

在南方各省战线失守，政府和百姓流亡途中，重庆表面的形式主义作风的“新生活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

人山人海的难民

在战乱轰炸的重庆全面推行“西方式的生活”，本义倡导老百姓要“多洗手、勤洗澡”，可结果却是官僚主义的作风的官员借着检查卫生的名义私闯民宅，甚至有的还利用卫生运动收起了“卫生费、粪土税、洗澡捐、洗手捐”等各种苛捐杂税，致使老百姓苦不堪言

新生活运动

在每一次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丧权辱国，新生活运动就会号召反对舞会；在某些身份发生一次人为扩大的灾荒之后，新生活运动又要求在省会停开储冰室，可权贵士绅该怎么荒唐的纸醉金迷就怎么过

03.国统区农民的苦难生活：中国一切的问题根本是农民

由于1940年秋季，国统区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后，国民党在国统区要求农民交税实行征粮代钞的策略，彻底放弃对经济补救的措施。

实行以粮代币的措施之后，国民党政府成为全国最大的囤粮者，结果导致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失去公信力，钞票贬值如此彻底，财政窟窿足以压垮国民党的统治，老百姓开始纷纷放弃钱财而去囤积实物

衡量社会财富的标准是土地，而金钱以成为次要，钱不过是玩具，是国民党政府剥削压榨老百姓的工具

当农民税收负担过重之外，在面临棉布、灯油、盐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时，农民已无钱无粮维持生活，农民的生活受害最严重，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贫农而濒临破产而出卖土地

对于一个现代人穿越到抗战时期的农村，一眼望去看到的都是残存的古老纪念方法和迷信仪式的佛龛、节日、繁琐的礼节，简直荒唐到了恶作剧的程度，这些都足以逼疯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人。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广大的中国农村的统治大权全都掌握在地方上一小撮人手里，而大多数的人是辛苦种地的庄稼汉

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之前，农村人口最多最密集，粮食是农民致富的关键。而阻碍农民们致富的是一小撮囤积余粮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这些人甚至还掌握政治权势，一是因为上级委任的官员大都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亲属，这些人甚至还与亲朋勾结，参与投机的走私。二是这些人和当地驻军或名团长官勾结，掌握军警大权而同流合污。由于有军权的人能够从农民手中征收粮食等苛捐杂税）

地主按照传统习惯向佃户们收租，租金比率一般常高达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租金可以达到九成，甚至在一些大灾荒中，绝大数租金任然要按照十成征收

官商勾结，地主这些人非法横征暴敛，而官员常假装看不见。甚至身居一方的军政大员还把武器借给地方官，以便他们欺压百姓强派苛捐杂税。

甚至这些人和国民党政府、前线军官们同流合污为谋私利，把榨取到饥民手里的大米，通过前线关卡走私卖给日本人获利，从而造成了河南和广东等各省的大饥荒和饿死的人随处可见。若是上级官员来巡查，民间地主豪绅就联合起来为恶棍的军政官员说好话、打掩护

日本人通过高价收米的措施，目的就是打击残存的一点抗战士气。而官商勾结出卖大米走私的人，只追求私利，甚至这些人还拿枪逼着饥饿的人群充当苦力，把大米背到日本人哪里卖。他们好点儿的还能拿一点儿报酬，但若是用刺刀逼着给国民党运粮，那是一分钱也没有

在官僚和地主这些人压榨下，每到初夏的时候，农民的手中的粮食就已经不多，在此后的日子中他们只能忍者节约粮食，并且祈祷天灾千万不要降临，这样在下一季粮食还没有收上来之前不至于断炊

一旦遇到旱灾等情况，饥饿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农民粮食紧缺，而地主囤粮户自然就抬高粮价大赚一笔。

而大多数农民依靠挖各种野菜，黄狗头，猴头等充饥，后来连野菜都挖干后，就开始挖观音土，谷壳，树皮填肚子这些代食品充饥

农民饥饿啃树皮

还有树叶可吃的时候，农民就要开始变卖家产来购粮，比如：家具、衣服和从房子上拆下来的零件。这个时候抢劫事件开始了，越来越多的人沦为强盗四处抢劫东西，动手抢粮之前都会大肆的火并一番，这个时候灾区就沦为了残酷无情而又野蛮抢劫的时代，甚至有强盗无物可抢的时候，会迁怒百姓，残暴地杀掉他们

当灾荒的最严重阶段，落草为寇的人就会抢劫灾民以外的城市，并且开始抢劫地主这些囤粮户的粮食，这种情况发生概率很低，一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非不得已，一般不去犯上。最主要的是哪一小撮人不仅有粮，而且有权，早已采取了足够多的防范措施，不得已到生死关头，强盗一般不会去抢劫

在树叶快要吃完的时候，地方权贵们就要开始把粮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安排国民党军队严加戒备。国民党保安团的任务是在灾区维持秩序，为权贵发财期保护作用。这个时候会有一小撮权贵从农村跑掉后，但依然会留下代理人，收购农民们被迫卖掉的东西以谋取利益

如果遇到灾年，粮价持续的攀升，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将自己最后仅剩的财物抛向市场，但囤粮户所出的价格却越来越低，所赚取暴利。当树叶很快脱落不能食用，这个时候农民就会把来年的种子吃掉，或卖掉工具、土地，好购粮充饥，情况更严重的会出现杀掉耕田的牛来充饥，从而灭绝一切回乡务农而不必借贷的希望

这个阶段农民陷入惨景之一的标志之一，当家中长辈去世的时候，为了省下钱来购买粮食充饥，不仅不能举办丧事，甚至不得不将死者裸葬，既无寿衣，也无棺材，这在咱们几千年的高度敬祖思想影响下，这是莫大的耻辱、痛苦和折磨

外国人镜头下灾民情况

当饥饿越来越多的严重的时候，因为越来越虚弱的身体，就不在去掩埋尸体，而是把尸体拖到离家较远的田中丢掉了事。而一些感情麻木和饥饿难耐的时候，就会跑去偷吃别家的尸体，还得把一起抢吃的狼和狗赶走，甚至一些餐馆也开始出售新鲜的人肉，甚至还有人以此发了财。如果饥荒再严重，有的人就要把自己的老婆和女儿拿来卖掉，救活传宗接代的男孩

妇女和女孩被卖是当时普遍的情况，一般按照重量出售，需要过秤计算。广东饥荒的时候，在梅县附近，婴儿按照以每磅4元法币价格出售，可以做工或卖淫的女孩，以每磅6元法币出售，壮脑力每磅8元法币，而当时梅县猪肉的价格是每磅14元法币。

当一斤人肉的价格低于一斤粮食的时候，就证明到是灾荒以达到顶点。这个时候还有力气的农民就会拖家带口的逃难去了，可如果是无力走不动的，就会把自己锁在家里，绝望的但体面的死去

在灾荒过去之后，逃难的百姓开始回归，生活照旧，可这个时候农民手里已经没有买口粮、买种子和农具的钱，这个时候农民只有把自己的土地典当出去沦为佃户，或者是答应秋后算账，以收成抵债

而农民用贷款买回来的种子和农具，价格比平时还要高出两三倍，更何况在饥肠辘辘的灾荒中为活命卖的农具还要更便宜

当农民借粮求存时，粮价是按当时灾年的水平估计的；而等灾荒过后重新种植，贷款以收获还债，粮价又是按照丰年的水平来估计。这一来一回，利息之高，荒年后的月利率往往高于10%

一旦遇到天公作美的丰年，农民还能还上，可地主的利益就没有最大化，自然还有手段整治农民。

手中有粮的地主们保持高粮价，直到把高利贷都全部放完。等到收获季节前一周，他们有吧手中的粮食抛出，把市场的粮价压低。在这个时候，粮价打压一半以上都极其正常。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曾经农民们用五斗粮食贷款，在收获后却要还一石粮食不可。大多这么折磨之后，农民收到手上的粮食也不够吃，这个时候地主就会上门讨要当年的租金甚至追讨以前灾年所欠的租金，不得已之下农民只能出售土地和其他财产典当出去

少数的本来小康的中农也因为天灾人祸导致土地减少，沦为贫农；而原本贫农就沦为佃户。而控制粮食的地主和官僚们却赚得盆满钵满，土地、粮食、钱财应有尽有。农村经济在崩溃和自杀中从未停止，有钱人越来富，穷人越来越穷得更快。

国民党依靠军政大权从地主阶级和农民征收税负和人力，以维持表面的现代化和统治，层层剥削层层欺压

除地主欺压之外，灾年饥肠辘辘的农民还要承受繁重的徭役和赋税。官僚政府无视百姓死活，在荒年百姓自家都没有口粮的时候，官僚政府便强行派军队上门收税，如果没有就要把农具、做饭的锅也要强行收走来地税

为满足国民党的征兵需求和修建公路满足统治需求，在政治管制上恢复了清朝覆灭之后废除的保甲连坐制度。保甲连坐制度，10-15户为一甲，他们要为甲内其他家庭的任何罪行货欠债负责；10-15甲为一保，每家都要为保内的其他甲负责连坐，保又被划分联保。

保甲制度就是残酷的勒索剥削和暴政代表，联保长是有县长任命，保长是有联保长任命，甲长是有保长任命。由于联保长是由地主和富农担任，这些都是代表的特权阶级，和地方政府官僚有关系就可以担任

保甲制度形成了一环扣一环的层层剥削，当军队经过村庄，军官可以从当地联保长哪里获得粮食和征兵，而联保长决定每个保出多少粮食，抓几个壮丁，每个保长决定每个甲拿多少粮食和人，每个甲决定哪家那户拿多少粮食或者抓人。到最后基本都是贫苦的百姓分担全部的赋税和徭役的苦

抗战时期整个中国交通设施严重不足，对于现代化战争而言，根本满足不了运输卡车的需求。以华南为列，在国统区大约有一亿人和几百个大市镇，当时除了贵阳到衡阳和衡阳到赣州的两条公路；整个华南地区的农村没有公路，有的只是供当地牛车和手推车的小路，大致可以满足吉普小轿车出行，但对于现代化作战运输完全达不到作战需求

国民党就会到联保长强征要人修公路满足战略运输需求，被强征的农民大多都是无地和贫苦的农民，他们在士兵的看管下如囚犯的工作。士兵还威胁他们只要敢逃跑就开枪，甚至干不懂活的人还要挨鞭子

伙食非常恶劣，许多的劳工因因营养不良和极度劳累而死。甚至修筑公路所需的土都是从田里铲起来铺路的，这些都是珍贵的表面肥土，直接把农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

04.士兵：黄埔系中央军的炮灰

在国统区后方随处可见的就是抓逃兵和抓壮丁补充兵员情况，甚至在国统区各个城市还能随处可见被遣散士兵瘦弱多病生不如死的情况

一个看上去20岁的年轻小伙，身体肮脏、瘦骨嶙峋、脸色发灰沾着尘土，嘴里挂着唾沫，身上一顶军帽和意见破烂、沾满油污的黄色军上衣，甚至连腿骨和骨盆都能看见，甚至生殖器萎缩得如同一段黑色绳子打的小结。

他背已经驼了，像个老头一样，目光呆滞，沿着公路跌跌撞撞向前走去，犹如梦游一般。两臂交叉在胸前，手里抓着要饭的饭碗，但却没有乞讨姿势，也没有乞讨的吉祥话

而征召被抓的壮丁大都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都像奴隶一样用绳子捆在一起，对于精疲力尽走不动的人，在一旁的小军官上去就是用枪柄揍士兵

在一般的国民党军队中，一个低级的军官都可以把士兵打死，且不用担心受到惩罚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7年成立以来就存在着严重军阀割据的情况，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只是象征性的统一中国。国民党通过20%的一小撮的地主和官僚、大资本垄断控制和压迫80%的农民和工人、知识分子等

蒋介石为达到削弱地方势力和增强嫡系中央军的实力，通过各种奇葩的换防和迫害等措施削弱地方军的实力。地方杂牌军被派到更加危险的前线当炮灰，而黄埔系的中央军精锐却被派到后方，在杂牌军的背后担任督军，只要前线地方军敢私自退出可以就地枪决地方部队

中央军作为嫡系部队也分出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等不同的派系，各派之间也是内斗纷争不止

地方军相比中央军在武器、弹药等各方面都是最差的，同样的条件下中央军可以得到无限制的补充，而杂牌军则装备最差弹药严重不足。如川军所用步枪百分之八十系川造，百分之二十为汉造，且使用已久，质量差；一个师仅有十余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而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大的野炮或山炮几乎没有

中央军的嫡系精锐部队拿着比较整齐的武器和较多的轻重机枪，甚至到抗战后期接受美式武器，中央军全都配备了美式105毫米榴弹炮营，师有美式75毫米山炮营，团有战防炮连和迫击炮连，有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甚至60炮都是装备到步兵连的，步兵班除了轻机枪外还有冲锋枪。

地方军拿着武器最差干着最重最容易丢命的活儿，常常还无军粮补给吃饭都是个问题，整体战斗的积极性差。地方军还要接受老蒋的猜疑，又让各地地方军离开故土，南方军队被派到北方，西边的部队被派到沿海。

这种瞎操作之下，导致地方军本省的地方力量被削弱，将士离开故土到语言不通的外省，完全没有保护故土和家乡的热情，日军一进犯就大批的溃退或者投降成为伪军

国民党战线失守，老百姓抢火车逃难

特别是1944年冬，日军夺取韶关和赣州一路上长驱直入，有征无战，途中遇到唯一的零星狙击还是当地反抗国民党压迫而暴动的农民在和日军打游击战

05.知识分子失去言论自由权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独裁的野心昭然若揭，反共成为国民党的第一要务，抗战热情被严重打压，许多知识分子被国民党特务以共党等为由擅自逮铺

一个中学生代表的小姑娘，从南方乘车来复学，在路上遇到警察做政治检查，从小姑娘的课本里面摘录了一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认定为有“危险思想”就被逮铺

一个约16岁的男青年每天都要接受一场厌烦得要死的政治教育，对官僚主义的政府已十分失望。他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学生，是有上海的国民党党务人员劝说去西安军官训练班受训，一路上经衡阳、贵阳、重庆、成都去西安，一路步行。在不行军，只能一日两餐稀粥，行军途中只有一点水喝，还是脏河水。从最初的700多人，或逃或喝脏水而病死，已不到300人

一个老者接受过国民党的政治训练，因参与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矛盾而被迫下野，各种抱怨蒋介石及亲信集团对日妥协、对内独裁统治，可罢官之后，依然想回官僚体系剥削收受贿赂

一个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因无所畏惧地批评国民党官僚通货膨胀的经济措施，以及揭发国民党政府官僚政要大发国难财的腐败行为，揭露以孔祥熙为代表的五大家族大发国难财，主持银行腐化堕落，大搞裙带关系任人为亲的丑恶嘴脸。随机就遭到特务的逮铺和镇压

特务横行，舆论被压制，国民党的的独裁统治下，年轻人唯一的出路要不是进入官僚体系欺压百姓或者就是最大的梦想走私赚钱，社会一片黑暗

06.结语

抗战时期流亡到内陆的国民政府连手工业都没有建立，国统区严重缺乏沦陷区的工厂工业品。

这之后抗战入相持阶段，日本人只禁运一切军用和工业物资，其他生活物资置之不理，通过沿海工厂的产品向内地倾销，数量只增不减

而国民党是通过一切走私物资索要课税，前线军队也默认走私获利，致使日军特务可以自由的穿梭战线两侧收集情报和舆论宣传

国民党和日伪军之间有私底下的互相勾结是存在的，大理潼关协定就是明证，二者合作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与战线另一边的伪政府成员在战前是非亲即友联系

孔夫子的幽灵来到了当代中国，他首先出现在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的作家林语堂的梦中

孔夫子问曰：“奇矣！昔日穷极而著书，今日汝却著书而夫富，诀窃何在哉？”

林语堂答曰：“我把《吾土与吾民》卖给了外国人”

接着，孔夫子出现在蒋委员长的梦中

孔夫子问曰：“汝亦权势冠天下，诀窃何在哉？”

蒋委员长回答说：“我出卖的是《中国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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